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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8月28日，《一九八四》、《動物莊園》、《麥田裡的守望者》等眾多作品的譯者、廣州青年翻譯家孫仲旭因抑鬱症棄世。這個不幸的消息通過互聯網迅速流傳，令廣大讀者和業界友人唏噓不已。前一段美國知名影星羅賓·威廉姆斯因抑鬱症自殺，孫仲旭自殺的消息引發輿論對抑鬱症的關註度再次提升。孫仲旭生前正職海運法務，兼職翻譯的艱辛與不成比例的收入回報，也讓人對譯者當下的生存狀態深感憂慮。
　　孫仲旭生前筆耕不輟，以41歲年紀，翻譯了三十多本享譽世界的經典名作，論其質量和數量，即便許多老翻譯家恐怕也望塵莫及。有網友感嘆道，孫仲旭因抑鬱症離世，據說翻譯現在每千字只有人民幣50-70元，想起那靠抄襲起家、靠腦殘電影瘋狂吸金的人，翻譯這樣高尚而又艱辛的創作勞動，真不知該如何安放其靈魂。也有網絡名人看過孫仲旭生前寫的埋怨稿費太低的文章，覺得“他翻譯水平那麼高，同行和讀者也喜歡他，要是大家支持他吵一架，向出版社抗議，向某文化公司抗議，聯合起來維權。說不定抑鬱也好些”。
　　我找來孫先生2013年5月4日發表的那條“吐槽”微博，他交代兒子，“(電腦)這個文件夾里有我十幾年來譯的四百萬字。萬一我有個三長兩短，這就是我的文學遺產，你經營得好，可以在老家蓋座平房，娶個媳婦”，兒子問幹嘛不能在廣州？孫說：“在這兒不行。只夠買個衛生間。”不滿之情溢於言表。但業界也有業界苦衷：書價不漲，而且折扣越來越厲害，網上還盜版肆虐，翻譯費用怎麼可能漲？再加上引進國外書要向原著支付版稅，再減去印刷裝訂成本、管理成本、圖書折扣、退貨率等問題，翻譯類圖書的利潤空間已經被壓縮得很低。
　　作家罹患抑鬱症是事實，生前抱怨稿費太低也是事實，為逝去的翻譯家鳴不平也未嘗不可，但把抑鬱症跟文字工作者回報低、待遇差聯繫起來，缺乏證據。直至今日，孫先生家人並未出來說，先生的離去是因為翻譯的辛苦與低酬。利用逝者表達觀點不是不可以，但與抑鬱症本身關係不大，而且，容易把抑鬱症歸為社會壓力的結果而不是一種身心疾病。讓抑鬱症變成某種“疾病的隱喻”，謬種流傳，反而耽誤了患者接受治療的時機。
　　實際上，就像把吸毒看成娛樂圈專有，把艾滋病看做是同性戀群體的疾病一樣，社會大眾尤其喜歡把抑鬱症跟從事腦力勞動、精神生活豐富的人聯繫在一起。文字工作者追求藝術至臻境界時那種向死而生的態度，“詩窮而後工”引發的對於文人命運的無限慨嘆，這都很常見，但許多時候，把生命挫折與藝術成就捆綁，只是人們的一廂情願，對於理解抑鬱症這件事毫無幫助。抑鬱症就是一種病，得病就應該看醫生、吃藥。特別的關愛和照顧，“你應該快樂一點”，這些言談舉動不僅無效，反而會給患者帶來更多不必要的負擔。抑鬱症患者的病應該有醫學的藥方，翻譯出版事業的“病”應該有體制的藥方，兩者不宜混為一談。 □麥嘈　　（原標題：[街談]抑鬱症是病，跟行業無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