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28日,《一九八四》、《動物莊園》、《麥田裡的守望者》等眾多作品的譯者、廣州青年翻譯家孫仲旭因抑鬱症棄世。這個不幸的消息通過互聯網迅速流傳,令廣大讀者和業界友人唏噓不已。前一段美國知名影星羅賓·威廉姆斯因抑鬱症自殺,孫仲旭自殺的消息引發輿論對抑鬱症的關註度再次提升。孫仲旭生前正職海運法務,兼職翻譯的艱辛與不成比例的收入回報,也讓人對譯者當下的生存狀態深感憂慮。
  孫仲旭生前筆耕不輟,以41歲年紀,翻譯了三十多本享譽世界的經典名作,論其質量和數量,即便許多老翻譯家恐怕也望塵莫及。有網友感嘆道,孫仲旭因抑鬱症離世,據說翻譯現在每千字只有人民幣50-70元,想起那靠抄襲起家、靠腦殘電影瘋狂吸金的人,翻譯這樣高尚而又艱辛的創作勞動,真不知該如何安放其靈魂。也有網絡名人看過孫仲旭生前寫的埋怨稿費太低的文章,覺得“他翻譯水平那麼高,同行和讀者也喜歡他,要是大家支持他吵一架,向出版社抗議,向某文化公司抗議,聯合起來維權。說不定抑鬱也好些”。
  我找來孫先生2013年5月4日發表的那條“吐槽”微博,他交代兒子,“(電腦)這個文件夾里有我十幾年來譯的四百萬字。萬一我有個三長兩短,這就是我的文學遺產,你經營得好,可以在老家蓋座平房,娶個媳婦”,兒子問幹嘛不能在廣州?孫說:“在這兒不行。只夠買個衛生間。”不滿之情溢於言表。但業界也有業界苦衷:書價不漲,而且折扣越來越厲害,網上還盜版肆虐,翻譯費用怎麼可能漲?再加上引進國外書要向原著支付版稅,再減去印刷裝訂成本、管理成本、圖書折扣、退貨率等問題,翻譯類圖書的利潤空間已經被壓縮得很低。
  作家罹患抑鬱症是事實,生前抱怨稿費太低也是事實,為逝去的翻譯家鳴不平也未嘗不可,但把抑鬱症跟文字工作者回報低、待遇差聯繫起來,缺乏證據。直至今日,孫先生家人並未出來說,先生的離去是因為翻譯的辛苦與低酬。利用逝者表達觀點不是不可以,但與抑鬱症本身關係不大,而且,容易把抑鬱症歸為社會壓力的結果而不是一種身心疾病。讓抑鬱症變成某種“疾病的隱喻”,謬種流傳,反而耽誤了患者接受治療的時機。
  實際上,就像把吸毒看成娛樂圈專有,把艾滋病看做是同性戀群體的疾病一樣,社會大眾尤其喜歡把抑鬱症跟從事腦力勞動、精神生活豐富的人聯繫在一起。文字工作者追求藝術至臻境界時那種向死而生的態度,“詩窮而後工”引發的對於文人命運的無限慨嘆,這都很常見,但許多時候,把生命挫折與藝術成就捆綁,只是人們的一廂情願,對於理解抑鬱症這件事毫無幫助。抑鬱症就是一種病,得病就應該看醫生、吃藥。特別的關愛和照顧,“你應該快樂一點”,這些言談舉動不僅無效,反而會給患者帶來更多不必要的負擔。抑鬱症患者的病應該有醫學的藥方,翻譯出版事業的“病”應該有體制的藥方,兩者不宜混為一談。 □麥嘈  (原標題:[街談]抑鬱症是病,跟行業無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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